近日，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關于平安普惠的一份民事裁定書引發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引發媒體震動的原因并非平安普惠敗訴的這一結果，而是審判中的一些細節。

該裁定的全稱為《平安普惠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與李福春追償權糾紛二審民事裁定書》，其間內容顯示，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平安普惠融資擔保有限公司與案外人平安小貸公司通過設立關聯公司的方式大量放貸，以達到獲取不法利益的目的，其行為涉嫌經濟犯罪。一審法院裁定駁回平安擔保公司的起訴，將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并無不當。”

平安普惠認為，其融資擔保公司和小貸公司均依法成立，為持牌機構，分別提供保證擔保和借款服務，收費基礎建立在與客戶之間簽訂的借款、擔保等相關服務合同上，不存在多頭收費、客戶承擔整體資金成本也在監管要求的范圍以內，理應受法律法規保護。

由此可見，對于“不法利益”的界定成為了爭議的核心。

裁定結果存爭議

先來看看案件呈現的公開事實。

2015年9月21日，借款人李某春與出借人平安小貸公司簽訂《借款合同》，約定由平安小貸公司向其提供借款，金額為人民幣140，000元，期限為24個月，按月結息，月利率為0.70%。同日，李某春與平安擔保公司、平安小貸公司簽訂《保證合同》，平安擔保公司作為保證人為李某春的借款提供連帶責任保證，保證范圍為主債權及《借款合同》中約定的利息、罰息、違約金、服務費，并約定借款人同意向保證人繳納擔保費及《保證合同》約定的其他費用：前期服務費人民幣4，200元，在放款前一次性支付;擔保費人民幣6，720元，按月支付，每月人民幣280元，按《借款合同》項下約定的還款日同貸款本息一起支付;管理費人民幣20，160元，按月支付，每月人民幣840元，按《借款合同》項下約定的還款日同貸款本息一起支付。借款人義務中還約定了滯納金、追償費用的計算方法等。7個工作日后，付款方戶名為“深圳市信安小額貸款有限責任公司”(為平安小貸的曾用名)向李某春賬戶匯入貸款人民幣135，800元，并扣除了上述前期服務費人民幣4，200元。

此外，李某春與平安擔保公司、平安小貸公司簽訂的《保證合同》約定，借款人應以代償金額為基礎，按照0.1%/天支付代償滯納金。鑒于李某春逾期，2016年5月19日，平安擔保公司依據《保證合同》約定代其向平安小貸公司償還未支付的借款本息人民幣126，976.47元。

資深互金律師劉新宇撰文認為，法院認為該類案件中擔保公司涉嫌經濟犯罪的原因主要有三：第一，平安普惠融資擔保公司、深圳平安普惠小貸公司及其投資控股法人股東之間及董事任職之間存在關聯性、系關聯公司，關聯公司聯合大量放貸，以達到獲取不法利益的目的;第二，以收取擔保服務費的方式預先從本金中扣除利息;第三，采取擔保費、管理費、滯納金等方式抬高實際借款利息，導致借款綜合利息遠超法定利息標準。

（十字財經梳理各方關系如上）

由此可見，“關聯”關系確實存在，但目前的法律法規并未限制擔保公司或保險公司為關聯公司的業務提供擔?；虮ＷC。平安普惠小貸和平安普惠融資擔保均屬持牌擔保機構，在監管部門批準的經營范圍內、按照法律法規框架中展業便無可厚非，融資性擔保公司向關聯公司提供擔保服務、收取費用并不違規，更加無法等同于獲取不法利益，涉嫌經濟犯罪。

再來看看定價。以上付費項目綜合測算如下：前期服務費(人民幣4，200元)+擔保費(人民幣6，720元)+管理費(人民幣20，160元)=人民幣31，080元，相較名義本金(人民幣140，000元)，年化成本為11.1%，相較實際本金(人民幣135，800元)，年化成本為11.4%，加上月息0.70%，全年成本8.4%，綜合資金成本在19.5%到19.8%之間，不超過24%。

事實上，根據《意見》的相關規定，非法放貸行為人以介紹費、咨詢費、管理費、逾期利息、違約金等名義和以從本金中預先扣除等方式收取利息的，相關數額在計算實際年利率時均應計入，卻并未將保險公司和融資擔保公司等持牌機構向借款人收取的相關費用計入36%的貸款利率紅線范圍內。相較而言，普惠總成本整體控制在24%從各個層面而言，無論從各個計算角度來看，都在合法合規范疇。

劉新宇認為，上述《借款合同》、《擔保合同》或《保證合同》這類法律關系，往往被認定為民間借貸糾紛、追償權糾紛，該等合同系各方當事人的真實意思表示，且不違反法律及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為有效，對各方當事人有約束力。在此基礎上，對于上述合同中約定偏高的違約金、滯納金費率，法院一般會按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二十六條的規定，對有關違約金、滯納金金額予以調整，以最高不超過年利率24%計算，而并不會“一刀切”地以此認為各方對于過高違約金、滯納金的約定系“獲取不法利益的目的”。

劉新宇表示，對該案件裁定的法律依據是否充分持保守意見?！?41號文中要求‘銀行業金融機構不得接受無擔保資質的第三方機構提供增信服務以及兜底承諾等變相增信服務，應要求并保證第三方合作機構不得向借款人收取息費’，監管在實踐中對于該等“第三方合作機構”是否包括融資擔保公司尚無明確意見。因此，在監管無進一步明確規定前，融資擔保公司向借款人收費的業務模式可能有一定風險和不確定性。退一步說，即便監管在未來進一步落實該口徑，也并非否定擔保公司收取費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只是不能在該等業務場景下向借款人收取而已。因此，我們認為，不能僅依據擔保公司與資金方具有關聯性，并收取擔保費就認定其涉嫌刑事犯罪?！?/p>

此外，上海某區法院法官表示，合同簽署真實自愿，約定內容未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經營主體均為持牌機構，應屬合法有效。平安普惠的這一合作是目前在消費金融領域十分普遍的合作方式。即由具有放貸資質主體發放貸款，同時由融資性擔保公司提供擔保增信。借款人逾期后，平安普惠融資擔保公司履行擔保責任，理應有權向借款人追償。

“一方面，從裁決書中法院查明的事實來看，借款人的綜合資金成本即使考慮到砍頭息等情形，也沒有超過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出借人及擔保方也均是持牌機構。所以從目前已知信息來看，所謂的獲取不法利益、涉嫌經濟犯罪的事實基礎并未顯現出來。另一方面，即使存在涉嫌經濟犯罪的線索需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移送公安機關，按照最高院相關會議紀要的精神，在偵查機關作出立案決定前，人民法院應當中止審理；作出立案決定后，才可以裁定駁回起訴。本案中，公開資料層面沒有體現出該案相關情形已經被公安機關立案受理，這種情況下直接裁定駁回起訴不符合會議紀要精神。”該人士表示。

普惠金融們的維權困境

根據一些公開資料可以看到，平安普惠使用的貸款模式是一種“聚合”模式：平安普惠融資擔保公司提供獲客咨詢、風險初步評審、擔保增信等金融流程服務，與包括商業銀行、信托、小貸等在內的眾多資金方開展合作，共同服務普惠金融人群。在這一模式中，資金方、增信方嚴格堅持持牌經營原則進行合作，客戶承擔的整體資金成本也在監管要求的范圍以內。

平安普惠所遇到的，僅僅只是普惠金融們司法維權現狀的冰山一角。

某大型律所資深互金律師表示，小額信貸目前的司法追償存在很多現實“困局”：“首先是立案難。P2P案件部分地區暫不予立案，如杭州地區，P2P案件的初期態度為‘需要請示后確定是否受理’，近期變為均暫不予受理。助貸案件，包括助貸機構受讓債權后追償、擔保公司代償后追償以及放貸機構自行追償，不同地區法院會用法院人力考核指標等因素掛鉤等手段不同程度地會控制受理案件的數量。通常到年底，因為考核年度結案率，繼續收案勢必加大完成指標的難度，法院立案難度都會增加，信貸案件的立案則更難。我們曾了解到，部分地區法院給一家互聯網小額貸款公司的案件立案額度為每月個位數，而小貸公司的存量案件接近五位數?！痹撊耸拷榻B稱，立案僅僅只是第一步，而立案之后，送達亦存在問題，“小額信貸案件中的借款人缺席情況突出，而相關合同中的“送達條款”司法受認可度不高，由此很多案件需要公告送達，案件程序被拉長。”

事實上，根據以往司法實踐經驗，該類業務所產生的糾紛，司法實踐一直以來都以民間借貸、擔保糾紛對待，劉新宇坦言，其團隊梳理發現同時期江蘇省的法院及其他省市法院對平安擔保公司等同類型案件的判決/裁定均按照普通民事案件進行審理判決，而非移送公安機關，但該現象卻在江蘇省沛縣人民法院、江蘇省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等江蘇法院處理的為數不多的幾個案件中有了180度大反轉。

而上述另一互金律師坦言，小額信貸司法維權過程中，審理環節存在現實窘境：“當下國情，小額信貸面臨高壓監管，甚至刑事風險突出，比如套路貸、非法放貸等，行業亂象的存在使得行業背負罵名，一些案例可以看出，監管在對待借款人投訴、法院在對待小額信貸訴訟案件，先入為主對小額信貸主體帶有‘高利貸’的有色眼鏡，并產生了‘保護借款人’的明確傾向?！?/p>

事實上，市場看待利率應該有一個更為理性的態度，對司法部門而言，尤其如此，這是保障法律公平的重要前提。“高利貸”不應該成為互聯網金融、小額信貸、消費金融等等行業的標簽，監管之所以對合規借貸利率的界定在年化36%以內，是尊重風險合理定價的邏輯。

“小額信貸產品年化利率的‘高’或‘低’要對標的是風險本身，而并非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小額信貸、消費金融滿足的是長尾市場的需求空缺，而這一市場風險天然高于傳統金融，因而風險定價也更高，完全符合市場規律?！币患翌^部消費金融平臺高管人士坦言，“但現在，很多時候，機構只是在正常的維權，也會因為有色眼鏡而遭遇維權障礙?，F在催收很容易被打上‘暴力’的標簽，基本上機構營業不敢去找外部機構提供催收服務了，催收不管用了，尋求司法途徑解決，又有重重阻障，許多老賴反而舉著消費者保護的大傘，欠債不還逍遙法外。”

普惠金融發展至今，是監管部門、市場機構和司法環境的共同努力。蓽露藍蔞，然道阻且長。監管持續發展的過程中，基層法院從業人員也需要保持對法律法規政策學習的同步，而這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挑戰。

文|李意安